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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健:学科“组织化”: 介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2017-02-08    

  学科“组织化”: 

  介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摘要:审视当前的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政府化”及虚拟组织形态的学科建设是阻碍学科持续发展的难题,大学学科建设“无边界、碎片化、难评价”。大学学科建设必须转向“组织化”建设的基本立场,形成基于学科组织的认知取向、行动取向和规范取向。 面向世界一流的大学学科建设应明确其建设指向,择选“组织化”为基本路径实现学科组织发展。从学科组织建设的个体角度上,达成学科的自组织状态;从学科组织建设的整体角度,实现学校对学科组织建设和管理的高度有序化。

  把“建设”和“学科”合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概念,不仅表明了这一概念所隐含的高等教育实践话语特征,也释放出非常强烈的建设主体介入意愿。 1985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提出 “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在高等学校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 这一强烈的政策信号驱动了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的积极参与。 两年后,国家教委组织了全国第一次重点学科评选,拉开了我国学科建设运动的序幕。 在近三十年的漫长建设历程中,中国大学学科呈现出在能力上从弱到强,在形态上从简单到复杂, 在构成上从要素单一到要素多元的基本转化,为中国大学介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毫无疑问,这一现实基础是国务院适时提出“双一流”国家战略的政策前提。然而,就在众多大学积极迎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同时,我们必须反思:或许“双一流”战略的提出恰恰是对现有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一个拷问?中国大学应当择选何种方式介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可能是中国大学采取行动真正介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前提。

  一、 现实难题:大学学科建设“政府化”与虚拟化学科

  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公用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引领密切相关。从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实践来看,政策期望牵引着大学在学科建设上积极行动。一方面,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大学学科建设中,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建设经费和倾斜性建设政策,直接改善了大学学科建设的条件, 通过大学的积极配合,迅速提升了大学学科建设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政府意志也为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留下了“政府化”的深刻印记。 其基本表现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明确了大学学科建设自上而下的行政序列,从国家至省市依照行政层级勾画出一个整体性的大学学科层次结构和分级建设的基本秩序,不同层次的大学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和获得建设资源的可能性具有等级化特点;二是将建设重点学科的行为逐渐衍生为各级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基本方式。 一方面,被纳入更高级别政府建设的学科将获得更多的建设资源,包括经费投入和对高端人才的附着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重点建设的学科能够使所在高等学校在纳入各类高层次大学发展序列时获得先机,在逻辑上呈现出建设学科与发展大学的因果关系。

  在这里,提出“政府化”的目的在于强调政府在大学学科建设中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客观上说明这只是强力推动大学学科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 问题在于,在大学学科建设“政府化”的同时,必须设法避免行政化,尤其避免大学学科建设对行政方式配置资源的依赖性。 事实上,“政府化”框定了我国大学进行学科建设活动的基本外部环境,决定了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形态,即以纵向上的“学科升级”作为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驱动方式。必须指出,政府自上而下地择优选建大学学科,引发了“举国重视”的建设行动,同时也将“学科建设”打造为高等教育领域内一个重要的政策符号。 表面看来,学科建设概念的符号化提高了建设效率,使政府投入高等教育资源更集中、更简便,但实际上却导致学科建设在外延上不断扩大和模糊:一方面,源于外力的 “建设”行为得到了强化,“建设”未必需要基于学科,建设的学科规模边界和分类的建设标准都有所缺失;另一方面,源于内力的“学科”自觉发展意识被弱化,学科概念可以被随意理解和解释。

  在“学科升级”的驱动方式和学科建设概念的符号化基础上,大学学科建设的“理性”选择之一是“拼凑式发展”, 即依赖于聚合各种学科要素以发挥规模优势,建设“虚拟化学科”。 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在大学实施学科建设的过程中, 诸如学科带头人、学术团队、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学位点建设、学术获奖、研究项目等,凡是与大学发展相关的建设要素几乎都被纳入到各类学校学科建设的政策文本当中,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所有这些要素都可能被确认为是大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涵义。 然而,与一般的学术概念极为不同,学科建设是一个复合性的政策术语,一旦缺乏符合实践价值的概念解释,势必导致大学学科建设目标的离散化和建设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学科建设的管理也难以操作。 并由此形成了当前大学学科建设中的 “无边界、碎片化、难评价”等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是 “无边界”,大学学科建设缺少或者说忽视了对学科边界的厘定,大多数因为联合申报的需要而被纳入到各种行政序列的重点学科只是临时性组织, 有形无实。其基本特征是使命离散,缺乏组织能力,建设目标也往往因内部成员获取资源的需要而高度分散。其次是 “碎片化”,大学学科建设过程中无法有效利用获取的建设资源,资源的获取、配置以及使用都是碎片化的。一方面,学科缺少共同使命无法形成合理合法的资源利用秩序;另一方面,学科成员组建学科的动机本身就源于对资源的获取和占有,并非是基于建设学科本身,学科建设的过程或许只是对已获得学科建设资源的分赃活动而已。最后是“难评价”,必须留意到,由于学科建设概念的符号化,“拼凑式”的学科建设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难以遏制。 一个基本事实是: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始终无法对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的学科建设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客观评价,所谓评价仅仅是评估学科的“建设行为”和“学术成绩”,而非评估 “学科”自身。而具有高度弹性的学科建设框架和繁多的学科建设要素势必不断增加科学评价的难度。很显然,如果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过程中,大学学科建设仍然停留在通过临时组合或“拼凑式发展”以获得“学科升级”的阶段,其结果令人堪忧。

  二、 立场回归:一流学科建设的组织化取向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迫切地需要思考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即学科建设的基点在何处? 回答这一问题,涉及大学学科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何谓学科?二是为何建设?二者密切相关,缺乏对大学学科内涵的准确认识, 就难以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守正不偏。 通过考辩学科源起与流变,我们发现“学科”在概念上有两层语义,其一是“作为知识分类的体系”,其二是“作为知识劳动的组织”。前者指“形而上”的学科知识形态,后者指“形而下”的学科组织形态。 这也意味着,通常讨论大学的学科建设存在着基于“知识” 和基于“组织”这两个不同的基本立场。基于“知识”立场的学科建设旨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即作为知识门类的学科在知识上的增进;基于 “组织” 立场的学科建设旨在不断提升作为不同学科要素构成的知识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即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从理论上来看, 知识是发展大学学科的终极目的,基于“知识”立场的学科建设似乎更能体现高等教育的深刻内涵。 然而,基于“知识”立场的学科建设往往热衷于相信建设目标的不确定性,建设方案和行动过程的随意性。 从学科建设的实践层面来看,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完善知识体系是大学一切学科建设活动的终极使命,但如此复杂、庞大的工作,完全不适合分解成为某个大学学科组织的战略目标,甚至可以断定某一个大学学科组织在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即使已属世界一流学科,也未必能够如其预想的那样实现在学科知识体系发展中留下印记的期望。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大学必须在学科建设上同时完成两项艰巨的任务:既要完善特定的学科知识体系,又要提升校内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力。 必须指出,“知识形态”的学科没有组织边界,也没有国界,这一语义上的学科建设必然是整个学科共同体的共同责任。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在本质上是基于学科组织的建设。

  综上所述,介入一流学科建设应当清晰地建立基于“组织”立场的学科建设取向。首先,建立基于“知识组织”语义的学科建设认知取向。毋庸置疑,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绝非只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对人类知识增长和知识体系完善发挥贡献,更有益的目标在于建成一批具有世界级水平,能够为全球共性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大学学科组织。 它能够准确地进行组织活动,即能够“为了得到优于个人单独行动或工作所得到的结果而对集体力量进行安排”。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学科组织的构成包括具备实体组织的基本要素,包括具备清晰的组织目标和边界界定,合理的组织结构和流程,能够为学科成员分配必要的任务、划分责任与权限。 从组织运行上看,学科组织必须具有完备的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 可以想象,介入一流学科建设的大学学科组织表现出的成熟特征是:一方面能基于某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且在这一领域长期研究并拥有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往往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和知识生产能力,学科使命清晰并擅长以之集聚学科组织内外要素参与组织目标的实现。 其次,建立基于“学科组织”发展的学科建设行动取向。从操作层面看,在特定学科知识领域内高效率地提升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应当成为大学学科建设的核心使命,这是大学得以真正介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前提。 这意味着大学学科建设行动必须有利于“学科组织”发展,探索建设基于学科组织的大学学科建设管理制度,围绕学科组织的发展采取针对性的“内部权力分配、战略规划制定、学术人力资源配置、理财制度构建以及学术运行机制构建”等建设行动。最后,建立基于“学科组织”文化的学科建设规范取向。正如有学者指出:“大学是社会的文化组织, 其组织主体、组织活动、组织形式都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性。”在大学学科建设中,规范学科成员的最重要约束力量必然是文化的张力,这些来自于学科传统和学科规训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来看,学科组织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学科文化为“范”的学术组织,学科组织的存在及发展即是对文化学术范式遵从,既遵循知识的逻辑,又在根本上维护知识的尊严。大学学科建设作为一种学术管理活动, 必须尊重学科组织自然生成的行为范式,并将其作为管理规范的取法来源。

  三、 发展“组织”:“组织化”语境下学科建设路径

  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一定形式的组织之所以结成主要是因为其能够为成员的共同利益提供服务,正如曼瑟·奥尔森指出的那样:“尽管组织经常也能服务于纯粹的私人、个人利益,他们特有的和主要的功能是增进由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来看,大学学科建设的价值也正在于能够为具有共同知识偏好的学者们建成能够高效提供共同学术利益的组织形式。可以认为通过“组织化”建设发展学科组织是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选择。 在这里,我们提出的学科组织“发展”,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涉及三个基本维度:首先是形态维度,学科发展指的是组织规模从小到大,组织规范和制度从无到有等组织化程度的变化;其次是文化维度,学科发展指的是学科文化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的变化;再次是能力维度,学科发展指的是学科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创新能力的由弱变强。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学科发展在本质上是实现学科组织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从被组织到自组织的进化。 “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演化选择和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 ”“组织化”只是手段,学科组织达成自组织状态才是大学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

  学科自组织是描述学科组织个体成长的一种特定状态,从过程演化上来看,大学学科建设中的自组织包含着三类过程:第一,清晰学科组织的组织边界,既可通过学科建制,也可是学科成员相互协作后自然自发形成,最终完成学科组织的实体化过程,实现由非组织到组织的演化;第二,学科组织形成共同愿景,在整体上趋向规模化,进行纵向上的分层和横向上的分工,实现组织化程度由低到高的演化,组织内部规范基本形成,组织运行具有明显的秩序性;第三,学科组织的结构和秩序产生高效率,学科要素被有机地整合起来,充满活力,实现学科组织运行上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 实际上,学科自组织发展的最大意义在于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协同场域, 学科组织高度自觉,从被动满足外在需要转向根据自主意愿发展。 一方面,学科自组织是自省的,能够清醒认识学科的终极目标与价值追求,认清学科的定位与使命,不断反思学科活动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学科自组织是自律的,能够自我约束,坚守学科传统和规训,不盲从,不跟随,其成员在恪守学科规范基础上行动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学科组织的“发展”不仅限于学科组织个体,从学科群体或整体的角度来看,基于“组织化”的学科建设还包括实现学校对学科组织建设和管理的高度有效有序化。 对大学的发展而言,学科建设绝非只是讨论学科个体的发展, 就如阿瑟·本特利认为的那样:“不存在没有其利益的集团,集团的利益才是基础,没有集团的利益就没有集团”。从这一点来看,大学本身就是学科组织的利益联盟,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大学应当通过建立和优化大学学术利益组织化的机制来体现其对于学术公共利益的价值。 首先,大学应保障学科建设目的和政策设计的有序,为学科组织提供一个明确的、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的建设计划,并审查学科规划的战略匹配性,使之精准对接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所提出的高价值问题。 其次,大学应保障学科建设资源配置的有序,为学科组织建设提供一个基于学科发展规律的资源配置方案,诸如学者的遴选、实验室的建设、研究经费使用等都应体现学科组织在学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学科要素的简单堆砌和粗放式发展。 最后,大学应保障对学科建设的有序评价,以边界清晰的学科组织整体为评价对象,实现对“组织”的能力评估而非要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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