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遒|（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双一流”大学建设之所以强调学科，还因为当下人们热衷的大学“排行榜”中有前1‰学科等排名。可以说，以这类“排行榜”指标为准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在管理上，无论是科技部门还是高校，都切忌奉行“学科中心主义”，而要以“问题导向”的大领域、大方向为区块，整合学科集群，发扬个体优势，互相取长补短，在协同合作中追求学科整体卓越。
在出台一些有关学科的政策措施时，不应僵硬地“一刀切”，要适当留有空间，让弹性和柔性发生边际效应。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在《中国科学报》2019年11月27日7版发表了《“双一流“建设，学科真的那么重要吗？》一文，就德国的三轮“卓越大学”计划如何看待“学科”以及对“集群”或“领域”的重视发表议论，质疑“双一流”建设中，“学科真的那么重要吗？”
对此，笔者深有同感。
在强调“名不正，言不顺”的中国，笔者一辈子深受学科“桎梏”之害，因此想再发点议论。
笔者从事的研究领域被称为波谱学，它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通过无线电波研究物质结构与运动的一门学科，对物理学来说算是一门新的分支学科。1960年，激光诞生，其基本原理可从波谱学和光学理论中导出，从而产生了一门新学科——量子电子学。
在苏联读研究生期间，笔者得到了比较完美的实验结果和系统的物理解释，发表了四篇论文，三篇在顶级物理刊物上，一篇在化学刊物上。
不过，笔者从未考虑过研究的是物理问题还是化学问题，只觉得能提出和解决科学上前所未见的问题就好。
1961年，笔者回国来到北大。次年，在北大化学系徐光宪先生和中科院化学所钱人元先生的鼓励、支持下，笔者办起了核磁共振化学应用的讨论班，希望这个物理方法能在化学上得到广泛应用。
初回北大，笔者归属于新从物理系分出来的无线电电子学系波谱学教研室。这当然完全对口，但研究方向并不被系主任所满意，因为当时无线电系属“机密”专业，应该为国防服务。
笔者认为，可以用波谱学方法来研究国防所需的化学材料问题，而且当时还拥有国内第一台从英国进口的高级核磁共振波谱仪。不过，系主任仍旧觉得太间接，即使作出研究成果，发表在化学刊物上，对无线电学科来说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1963年，无线电系主体搬迁至北大昌平分校，与北大化学系、中科院化学所的关系就疏远了，波谱仪给了化学系，讨论班也不了了之。波谱学要想既能为国防服务又符合“无线电电子学”的名分，一是做量子放大器，为接收远程雷达信号服务，但设备过于庞大，至今世界上只有个别射电天文台应用过，难以在防务上应用；二是做原子钟（频标），其基本物理原理出于波谱学；三是新发明的激光，具有极大的潜在国防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规范化了。管理也向西方学习，讲究管理的科学化。但科学化虽好，在中国却极端讲究“名分”与“层级”。学科亦是如此。我们波谱学属于什么学科？当然一级学科是物理学，二级是无线电物理学。但波谱学主要是一种手段，其服务对象起初是核物理和磁学，后来主要转向化学、生物，直至地质矿物和人体医学，然后再返回物理本身——凝聚态物理。而原子钟是测量时间频率所需的，其研究属于计量学范畴。因此，单一学科包容不了波谱学的全部学术内涵。不过，这门学科方法与技术的改进确实主要依赖于无线电物理，说它属于物理学的三级学科比较合理。而且，它得与服务对象紧密结合才能取得最佳成果。所以，它又是一门边缘或交叉学科。
但是，管理上的归属问题依然存在。
1978年之后，北大物理系宣布波谱学仍属于物理系，波谱与激光应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不过，无线电系不答应，称其是无线电物理的分支。
后来，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又将无线电物理学划归“电子信息科学类”。
于是，我们应属电子学系（由无线电电子学系更名而来）无疑了。但是，无线电物理的重点是研究无线电波传播等问题，我们被边缘化了。不久后，国家教委专业目录干脆取消了无线电物理这个学科，波谱学只能归属于“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就更边缘化了，在管理上成为不三不四的几不靠，至今仍处于这种模糊不清的边缘状态。虽然这种状态比较“自由”，但是无论申报博士点还是博士导师，我们总比人慢一两拍。至于申请科研经费，不是没有着落，就是一会儿在物理，一会儿在信息科学，令人无所适从。
当然，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申请成立学会、奖励、头衔上。比如，1980年，国内同道想成立一个波谱学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定期举办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创办一个刊物。不过我们人数太少，须找一个上级学会来挂靠。
几次与物理学会联系，可人家不承认我们是物理学的分支；后来找到化学会，人家也不愿意，说“你们不过是一种分析方法而已”。
但众所周知的是，与此学科相关，半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15个诺贝尔奖（物理13个，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各1个）获得者。
最后，笔者还是依靠个人在物理学界的人脉，奋斗了一年多之后，才让波谱学会成为物理学会下属的一个专业委员会。
在看重“名分”和“层级”的中国管理文化中，笔者深深体会到，“能提出和解决国家急需的问题就是好的”这种“问题导向”思路似乎行不通。
做什么研究，首先得明确属于什么学科、是哪一级学科。这可以理解，因为管理部门界限分明，壁垒森严。
对管理来说，将人类最复杂的劳动用分类分层的办法管理与评价最简单、最省事。实际上，其背后是利益在起着关键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严厉批评的“四唯”现象禁而不止，就是这种“图省事”的管理作风的重要表现。我们口口声声说，边缘交叉学科是科学技术的生长点，但其落实上却始终存在问题。我们的管理总是部门分隔，以局部利益（政绩）为重。因此，本该为科技人员服务的管理，往往成为对科技人员“管、卡、压”的手段。我们的时代是科技交叉综合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重大的科学技术和学术问题可以在单一学科完全解决，甚至人文社会科学也如此。
这种交叉综合之所以有力，是以其极为细密深入的分工为基础的。学科分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多是一个最基本的趋势。一项科研成果、一件科技产品，真正懂得和理解其门道的专家在国内能找到十来个人足矣，甚至在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人。真可谓“隔行如隔山”。可是管理却贪图简单，刻板僵化。
现在，一些重大项目的评审，时间不过两三小时，课题完成者每人十来分钟的报告，几十厘米厚的文件，专家们往往只能按照管理人员的要求做点“形式审查”，最多不过是看看成果与管理部门立项文件的指标要求在字面上是否符合而已，实际就是“走过场”。他们不过是管理部门的附庸，是为管理者服务，甚至当“花瓶”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完全颠倒了。笔者曾考察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授予情况，发现其中超过1/3授予以发明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手段（工具）为主的学科。
虽然得的是物理学奖，但有时其受惠面反而主要是化学、生物医学和地质探矿等，有的甚至分不清属于物理学哪个分支学科。不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评委会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名分”，他们的理念是能对人类作出重大的创新贡献就好。所以，大学里学生的学习要通过学科来实现，由此学到自主学习的态度与能力。但由于事物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产品和服务，则必须通过多种学科人员和衷共济的协作才能完成。
大学要实现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并举，既要有学科，也不能过分强调学科界限。学科是科学发展中自然产生的，既有宽泛的，也有专深极窄的。专业是教育上根据学科与职业的发展人为设定的。管理绝不能僵化，需要按照学科发展与人才市场职业变化而灵活适应，宽窄并存。北大提倡“淡化专业”、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在国家教委出台“211工程”“985工程”时，北大就强调了“学科群”的建设：“211工程”批准北大建设6个重点“学科群”和4个重点学科，“985工程”则建议建设13个学科群。这些理念和德国卓越大学提倡的“集群”是相通的。
“双一流”大学建设之所以强调学科，还因为当下人们热衷的大学“排行榜”中有前1‰学科等排名。“排行榜”实际上是将大学这个文化机构用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加以运作的。好在这里的学科主要以一级学科为单位，比较宽泛，而学校学科建设大多以二、三级学科作为目标进行。但不管怎样，以“排行榜”的标准（如科研经费、论文数目、引用次数等）作为学科建设的依据将会给大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以说，以这类“排行榜”指标为准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无论如何，大学不能以市场模式来运作。笔者甚至认为，即使是文化产业也不能完全用市场模式来办，毕竟精神产品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下大学的急功近利就是市场对大学破坏性影响的具体体现。笔者以为，办大学要牢记《大学》里的最后一句话：“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的“一流”与否不是靠某些数字，而是看其是否能在文化、科学、技术上引领国家与世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无论是建设“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应该强调“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民族振兴、实现“中国梦”急需或重大问题为前提。只有这样，学科建设才不至于拘泥于学科界限与层级而迷失方向，才会在解决国家重大或急需问题中积淀出办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