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若要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必须建成若干所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也就是现在国际上所公认的研究型大学。他们的任务应当定位在实施精英教育，培养具有创造精神的杰出人才,发现和发明能够深刻影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这是重点大学责无旁贷的天职，是新时代赋予他们光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基础研究
【作者简介】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教授，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武汉/430072)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学逐步地由过去单纯的教学机构向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转变，这是办学理念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各类大学纷纷成立了许多研究机构，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研究条件逐步改善，广大教师的科学研究积极性也日益高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近年来科学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并且有些成果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科学研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诸如不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科研经费匮乏，科研人员素质不高，科研体制不适应，学风不正，学术政策保守，实用主义倾向严重……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科学研究的顺利发展，窒息了广大研究人员的首创性，致使我国几乎没有作出原创性的重大成果，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科学水平的距离越来越大。其中，一个至今仍然被忽视的问题是，对重点大学的科研没有定位，使得大学之间错位现象严重。重点大学做了许多本来不是他们应当做的工作，而普通大学又做了他们不应当或者是力不从心的工作。这样，不仅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的浪费，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科学水平的迅速提高。本文将围绕我国重点大学科学研究的使命，就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特点和如何采取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措施谈一谈一己之见，以就教于教育界的同仁。
一
现在，一般是把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这是科学分工的需要，是由经济社会发展当前与长远需要而决定的。关于科学研究的分类，最早是由万尼瓦尔?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一书中提出的，他把研究分为两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理论被称为科技政策的《圣经》，曾经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科学政策，并形成了由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开发生产转化的发展模式。[1]
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制定R&D统计标准时,把科学研究划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并且分别给它们作了明确的界定。现在，世界各国在制定科学研究规划和统计科研经费时，都采用了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不过，我国通常是用开发代替试验发展,也许这样更加明白易懂。
什么叫基础研究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下的定义是：“主要是为了取得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的工作，不以任何专门和具体应用和使用为目的。”[2]
为了更形象、更深刻的诠释基础研究的本质，我们不妨引用具有从事基础研究传统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例子加以说明。德国有两个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学会,一个是普朗克学会，下属70多个研究所，是德国大学以外最庞大的研究机构，以重视基础研究而著称另一个是约瑟夫?夫朗和费协会，下属38个研究所，以应用研究而见长。那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对此作了十分精辟的界定，他说：“夫朗和费协会是在现存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则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3]这是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对基础与应用研究所作的最简明、最深刻的界定。简单地说，应用研究是把已知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去，而基础研究则是创造尚不为人们知道的新知识。
1987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利根川进认为：“从为什么会这样出发搞研究就是基础研究，如果从这有什么用途出发搞研究就不是基础研究。”同时，他还对从事基础科研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他说：“不敢冒险的人，或只会考试得分的人，是不适合于搞科研的。科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有怀疑能力和丰富的想像力。”[4]
既然科学研究是分类的，那么从事研究的机构和人员，也应当是有分工的，以便各尽所能，各展其长。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科学研究的情况，大概都有类似的分工。例如，美国基础研究是由研究型大学和某些国家实验室承担，德国是由某些研究型大学和普朗克学会承担，前苏联是由科学院某些研究所和几所国立大学承担，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基本类似。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源泉，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原种场，是孕育新学派的温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技创新与科技的实力又取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储备。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要想在未来50 年内建立先进性的、有代表性的、世界一流的工业，希望是极其渺茫的。关于这个问题，不仅在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中获得了共识，而且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也把未来竞争的目标投向了基础研究。例如，惠普是美国硅谷最大、最佳的电子公司HP是Hewlett & Packard 的缩写) ，被称为美国电子工业的巨头。该公司的创始人、总裁休立特就高瞻远瞩地提出:“美国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工作，这样才能赢得世界的竞争。美国必须认识到，它们的生命血液是大学进行的基础研究工作。因此，企业应该支持学校的研究计划。”[5]
基础研究是纯学术问题。什么是学术呢? 它是超越实用目的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探索研究。也许，许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甚至认为是应当批判的研究方向。可是，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关于“婴儿有什么用”的故事，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据说有一天，一位贵夫人去参观富兰克林的实验室，她问道：“你做的这些工作有什么用途?”富兰克林答道：“婴儿有什么用?”这个回答正反映了科学价值的一个普遍的规律，科学研究在刚开始时仅仅是满足于研究者的好奇心，它们的价值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示出来的。当初，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后来不是造福千家万户了吗? 还有，第一个和第二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伦琴和劳伦茨发现了X射线和电磁场理论，当初也有人问他们：“它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经济价值?”谁知道，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它们的用途无处不在，其经济价值连城。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其实基础研究的奥秘就在于，当它们还不被人认知时，似乎仅仅只是一种玄之又玄的理论，但一旦它们找到了应用的突破口，那么它们就会产生哥白尼式 (连锁反应) 的技术革命!
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抢占世界科学的领导权。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正是适应了这种形势的需要而诞生的，在这些大学中，集中了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从事各个领域里最前沿的探索性的研究。
从诺贝尔奖创立一百多年的历史看，它主要是奖励在基础研究领域里的重大发现或发明。因此，世界诺贝尔奖无疑是代表了基础研究最高的成就，也是一个国家科学和技术实力的最重要的体现。从文献统计得知，到2004年为止，三大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共有529位，其中就有近500人是出自于世界上30所顶尖的大学。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什么美国大学有那么多的人获得诺贝尔奖呢? 依我之见，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拥有最杰出的人才。自从美国研究型大学诞生以来，他们一直保持着基础研究的传统。也许基础研究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谁都会说自己的研究是基础研究,因此我宁愿用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来加以限定，这才是美国大学基础研究最本质的特点。什么是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呢? 它就好像是探索迷宫，当创造者推开了这座迷宫的一扇门，展现在面前的全是陌生的事物。作为创造者，就要执著地去认识它们，揭开未知事物的谜底。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那些少数具有大智慧、远离功利主义的科学哲人才有资格去问鼎。美国研究型的大学，凭着他们丰厚的待遇和研究条件，不愁延聘到最优秀的人才，有了这样大师级的杰出人才，还担心不能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吗?
第二，民主自由的研究氛围。美国各大学特别是那些研究型的大学，普遍地实行“大学的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 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 。美国于1915年成立了大学教授会，英文简称为 AAU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发表了宣言，其主要职责是维护教授们民主自由合法的权益。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是研究者们自由研究和自由创造所必须的保证。如果科学研究受到外界权威的干预和控制，或者过早地受到应用目的的限制，那么创造力就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完全被窒息。
第三，研究经费充足。目前，美国是世界唯一的科技、经济和军事大国，其主要原因是他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迄今为止，美国花在科研领域的费用占全世界投入科学研究经费的40%。每年从政府和私人渠道获得数百亿美元的经费，如2001年仅仅从联邦政府获得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为850亿，其中50～70%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是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负责单位，每年财政预算为55亿美元，是大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来源。而且，他们的资助充分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通过对人(people)、研究创意(idea) 和工具 (tool) 的资助,以提高基础研究的地位。总之，美国大学注重基础研究是有悠久传统的，他们有了最杰出的人才、民主自由研究的氛围和雄厚的资金，怎么不会囊括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种大奖呢? 美国研究型大学重视基础研究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尤其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一流大学的建设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二
实践反复证明，人的观念是决定一切的，在对待基础研究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的。据我观察，我国有关部门虽说也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有相当多的人，甚至包括从事研究和领导研究工作的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基础研究的真谛。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基础研究的某些特点，对于我们端正研究指导思想，摆正研究方向，纠正对待基础研究上的错误偏向，扎扎实实地开展堪为是真正基础研究的工作是有益的。
1. 原创性是基础研究的生命。什么是原创性? 我国著名画家刘海粟评论罗丹时说：“罗丹首先是创造家，其次才是理论家。”为了说明原创性，我们不妨引用法国艺术家罗丹的一句名言：“大家望着的东西，大师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的。常人以为习见的事物，大师能窥见它的美来。”[6] 罗丹一生作品林立，其中杰出的代表作有《思想者》、《吻》、《夏娃》、《地狱之门》、《青铜时代》……这些作品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们都是原创性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从罗丹思想中奔流而出的创造力。创造是学术的生命，是基础研究最为显著的特点。创造始于好奇，产生于问题，它们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是不能批量生产的，凡是能批量生产的决不是创造性的成果。创造性的研究与企业产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创造(mentifacture) ,后者是生产 (manufacture) ，这两个英文词的字冠和后缀基本相同，可是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严格意义上说，基础研究就是“无中生有”，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化的特点。凡是因袭他人的、追赶国际上已经开始的前沿研究或承担规划任务的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都不能算是原创性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有时也是需要的，但终究是不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的。
美国是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国家，尤其在科学研究中更是如此。在美国大学里，没有人规定你必须做什么样的研究或者不可以做什么样的研究，一切都完全是由研究者本人的兴趣爱好而定的。在中国学者看来，他们的有些研究是微不足道的，有的甚至是荒诞的，但是他们却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或发明。
例如，华盛顿大学的米歇尔?林奇本是著名超导研究组的负责人，可是他对捕捉“鬼怪影子”感兴趣，而且发明了卤素和红外线专用照相机，并拍到了“鬼怪”的影子。邓肯?沃茨是康乃尔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研究蟋蟀声音传递，从而发现了“小世界理论”。加利福尼亚的科学家对蜘蛛丝感兴趣，已经研究出了比现在光学纤维传递更快的中空纤维技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罗伯特?福尔等人，对壁虎脚底的粘着力十分好奇，通过研究不仅发现了被称为“宇宙原力”的理论，而且还发明了迄今为止粘合力最强的粘合剂，将引起粘结技术的深刻革命。像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这正是美国成为发明创造大国的奥秘所在。
2. 创造者必须具有叛逆精神。在基础研究领域里,每个创造者也都是叛逆者，没有这种精神是不可能做出重大的发现和发明的。纵观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每一个重大的发现或发明，要么是从无到有的发明创造，要么是对前人的理论进行颠覆或作出彻底的修正。
2005年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发表100周年和逝世5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天才的物理学家，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2005年为“世界物理年”。正是这位天才的物理学家，在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基础上，于1905年发表了5篇论文，从根本上改变了物理学的面貌,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班奈施?霍夫曼和海伦?杜卡斯曾经合作写了一本书，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者》，记叙了这位科学家的科学创造活动。的确，爱因斯坦的个性、思维方法和研究活动都是叛逆性的，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他成为迄今仍然无人超越的最伟大的科学家。
理查德?费曼是20世纪诞生在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因为在研究光与带电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贡献，与朱利安?薛温格、朝永振共同获得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被称为“新的物理学之父”，而爱因斯坦被称为“早先的物理学之父”。虽然他的学术成就在其深刻影响上赶不上爱因斯坦，但是他在美国民众中受爱戴的程度却远远超过了爱因斯坦。费曼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一个独辟蹊径的思考者，一个超乎寻常的讲课最受欢迎的教师，尽善尽美的演员。他19岁参加原子弹的研究，唯一的用裸眼观看原子弹爆炸的人。1986年挑战号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他违背调查委员会的意见，用富有戏剧性的简单实验找到了爆炸的原因。总之，费曼被认为是一个永远的叛逆者,他所取得的每一个巨大的成就也都是源于此。
3. 基础研究要有充足的自由空间和持之以恒。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最本质的问题,以发现和发明新事物、新理论、新观念、新定律定理) 、新规律。既然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领域，那么就带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有时需要漫长的过程，有时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时甚至是无果而终。因此，对待基础研究既不能搞什么规划按期完成，也不能搞行政命令，而绝对需要的是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创造。
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经说过，做学问要板凳一坐十年冷。其实何止是十年，搞基础研究往往需要二十、三十甚至是一辈子、几代人。例如，超导现象是1911年发现的，1957年才有正确的解释，1986年发展了高温超导体，各国纷纷投入巨大的力量，都想抢先抱走这个“金娃娃”，可是实用性的超导材料至今仍然没有问世。又如，受控核聚变是 1919年从理论上推断的，1930年就实现了氘氘和氘氚聚变的放热实验，1950年氢弹爆炸成功，但核聚变反应堆至今没有建成，实用装置可能要到2050 了。
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发现或发明成果，无疑是基础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人们看到的只是那耀眼的金牌、丰厚的奖金和隆重的颁奖仪式，可是在那些获奖者的背后,该是经过了多少挫折、失败和长期奋斗所流淌的车载斗量的汗水啊!
例如，美国康乃尔大学物理学教授菲根鲍姆，他失志研究混沌学，道路坎坷，由于较长时间出不了论文，曾两度被康乃尔大学和弗吉尼亚专科学院解聘。最后，他的恩师带他到罗沙蒙实验室以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而著称) ,于1979年他的研究获得了突破进展，终于荣获了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基础研究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任何急躁、浮躁、立竿见影和急功近利的思想都是十分有害的。如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的雷蒙德?戴维斯，对宇宙中微子研究，历时长达40年;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又是美国三位科学家所获得，他们的研究耗时10多年，而且经过了30多年时间的考验;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为两位以色列化学家所获得，他们的研究经历了长达35年的漫长过程2004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理查德?阿克塞尔与琳达?巴克获得，历时16年。费曼生前曾说过一句非常有个性的话，他说：“只为了兴趣而研究物理。”其实，几乎所有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兴趣决定信念，决定学术生命,只有具有坚定科学信念的人，才能忍耐长期的寂寞、孤独、挫折和失败，才能克服探索未知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才能最终登上科学的巅峰!
三
在分析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特征以后，我们应该回答中国的基础研究状况如何，与世界先进国家有多大的差距。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贯思想路线，应当面对现实，承认差距与落后。只有正确地总结和吸取了教训,才能使我国的基础研究走上正确的方向。
为了推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设立了四大科学技术奖项，即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其中，自然科学奖是反映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唯一的标准。自1979年设立自然科学奖以来，这个奖项中的一等奖在大多数年份里都是空缺的，这本身就说明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水平不高，与反映基础研究世界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还有巨大的差距。一般新兴国家建立后，在30到40年内，都会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新中国已经建立56年了，至今没有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我国不仅在诺贝尔奖牌上是零，几乎在所有的世界各科大奖上也是空白的。例如，沃尔夫奖Wolfd prizeaz,按照诺贝尔奖模式设立的，分农业、数学、物理、化学和医学)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和阿贝尔奖(Abel prize) 化学最高奖戴奖(Davy medal) 计算机最高奖图灵奖Turing award) 地质学最高奖沃拉斯顿奖(Wollaston medal)建筑学最高奖普里茨克奖(the Prizk-ter prize)音乐最高奖保拉奖(Pola medal)，等等。这就说明，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落后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全面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人才素质、科研制度和学术政策多方面深刻的原因。
我认为，阻碍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
首先，对基础学科没有足够的和正确的认识。这主要是对领导部门讲的。真正认识到基础学科研究决定着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命运的人，我敢说在中国只有极少数的人。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在我国也几乎没有，像什么加速器、对撞机、高温超导、热核聚变、神州飞船、红外光纤、纳米材料、基因图谱、干细胞移植……这些研究都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追赶，即使取得某些的研究成果，那也不是我们原创性的成果。即使有个别的有原创意的科学家，但是他们的那些奇异的想法，是很难获得支持的，最后也只能是自生自灭了。
如果说基础研究的创意和执著精神是来自于研究者的兴趣和自由选择，我敢说这样的科学研究者在我国也基本上没有，因为他们所学的专业和所承担的研究任务，都是计划经济下的行为。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大学里相当多的教师的研究，不是为了个人真正的兴趣，而是为了发表论文、提升职称、申请专利、鉴定成果、转让技术。例如,有些重点大学的教授居然研究魔芋粉的综合利用、从植物杆材提取再生纤维，甚至还有的搞保健口服液、化妆品、防止饮料沉淀剂研究，等等。像这样的研究，怎样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问鼎世界最高的科学奖励呢?
这些现象不是偶然的，是“立竿见影”和“短、平、快”的实用主义思想在科学研究中的反映。早些年，“科学研究要上主战场”的口号喊得很响亮，无论是科学院或是重点大学，都把科学研究要为经济发展服务放在首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怎么会有基础研究的地位呢? 在极左年代，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和“理论至上”的影响，很难说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
1982年，国家曾经举办了有32所重点大学参加的科研成果展览会，展出了500项成果，其中430项为推广应用成果，占了展出成果的86%。中国科学院的情况也不理想，据统计,1999年较前三年的成果增加了30%，但60%的为专利。虽然近年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无论是重点大学还是科学院，仍然没有体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方向，属于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恐怕也是寥寥无几。
其次，创造性人才缺乏是我国基础研究的软肋。美国大学之所以在基础研究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是因为他们有一百多所世界顶尖的大学，有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研究生。例如，美国加州被称为是造就一流科学家的重镇,这里有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等名校，他们都是囊括诺贝尔奖的大户。有人分析说，加州基础研究的成功应归功于该州的教育，该州的高等教育体系开放程度是全美最高的,不仅延聘到最好的教授，而且也为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学习与研究的机会，研究生往往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对比之下,中国没有这样一流的大学，没有造就创造性人才的教育制度，这是阻碍我国从事高水平原创性基础研究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大一统的科研体制不利于基础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大一统的教育和科研体制，至今还完全保留着，凡是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政策、规划、任务、经费、奖励等依然归教育部和科技部统管。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大一统的体制，已经阻碍了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必须进行大力的改革。
就拿基础研究的管理来说，主管部门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国家实验室) 、国家科技部、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等单位，虽然他们管辖范围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获得经费的渠道都是国家财政部。所以，基础科学研究只能依靠国家拨款，既没有非赢利机构也没有开明富有的私人投资。如果要获得基础研究的经费，只得层层申报，经过逐级的评审，最后获得通过的只是少数被行政部门认可的项目。但是，这种评审制度很可能评掉了研究者的个性和创意，甚至把那些被认为是不合适宜或者是荒诞不经的理论扼杀了。所以，这种评审办法并不适合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因为它很难保证研究者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这一原则。所以，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提出了“制度大于技术”的观点，呼吁改革用计划经济方式指导科学研究的模式。
中国正在制定中长远科研规划，据说确定了20个大项目，也就是现在时兴所谓的“大科学”项目，如基因组测序、蛋白质组分析、化学药物筛选等，每个项目可能投入100亿元。但是，在20个项目中，只有一个基础研究课题，充分反映了中国高层不重视基础研究的思想。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种思想正好反映了我国长期自上而下以计划经济模式指导科研的特点。历史告诉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里，获得重大突破成就的恰恰是由少数科学家推动的“小科学”项目所完成的，如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致癌基因、发育基因的调控、学习和记忆机制……都是由“小科学”项目科学家完成的。[7]国际上这些成功的经验，是符合基础研究研究规律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第四，增加基础研究经费已是刻不容缓。我国科学研究经费匮乏是事实，但是有人说，研究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瓶颈，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他没有点到问题的要害，经费的多少，只决定研究的条件的好坏和进度的快慢，而人的素质才是决定创新的关键。事实上，有些创造发明并不是需要花钱的，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甚至连一分钱也没有花。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并不需要大幅度的增加科研经费，因为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毕竟是花大钱的。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到更现代化的水准上，需要使用各种现代化的研究手段，需要国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这就需要有财经与物质的保证。
据统计，1999年我国高校科研经费总共12亿，只相当美国的1/28.8,日本的1/14.7,德国的1/7.2。2001 年全国高校人均科研经费只有3.2万,只相当于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的费用。2002年，全国高校科研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仅为27.8亿，占全国基础研究73.8亿中的37.7%,基础研究经费只占高校研发经费的21.3%,可见我国大学仍然是以应用研究为主。美国的情况与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投入的经费用于基础研究的占73.6%，应用研究只有8.6%，实验与发展占7.8%。[8]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对基础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少数重点大学自身也没有把科研的重点转移到原创性的基础研究上来，这是科学上的短视症。
我国基础研究的状况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其前景是令人忧虑的。对此，国内外许多科学家都发出了呼吁，如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就提出：“希望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投身基础理论研究。”严峻的形势应当使我国高层决策者们清醒了，不要再迷恋于“制造大国”了，要尽快走出“技术赶超”和“尾随赶超”的误区。
对于少数的重点大学来说，必须找准自己的位子，不要再从事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了，不要再做普通大学和应用技术研究部门能够做的那些事，不要再搞那些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了。必须认识到重点大学的使命是：实施创造教育，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从事原创性的基础研究，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创造性的人才，哪有原创性的基础研究? 反之，创造性的人才，也只有在原创性的基础研究中，才能展示出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突破性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