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现有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双一流”建设学科共计465个。截至目前，已有2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首轮专家评议会意见；部分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也对外公布了本校专家评议会的情况。
“双一流”的评价结果是怎样得出的？当下的“双一流”为何遭到如此多质疑？以五年一评估的方式能否建成“双一流”？以计划的形式完成“一流”建设在国外又是如何开展的？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采访了部分“双一流”评估专家及高教界人士。
何以“自评”世界一流大学
2017年底至2018年初，在高校公布各自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时，有10余所高校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尽管其各自措辞有所不同。
为了评价“双一流”的建设成效，2018年，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课题组，对“双一流”建设的评价理论与方法、动态监测及动态调整等问题进行研究。
“双一流”评估要经历哪些程序？据同济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蔡三发介绍，评价部分主要由高校自评、政府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组成。
高校自评由高校自我评估整体建设及建设学科目标、任务的落实完成情况，重点分析建设效果与建设方案的符合度、建设方案主要目标的达成度、学校及学科在第三方评价的表现度，诊断“双一流” 建设存在的差距与不足。不少高校还召开“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专家评议会，专家组听取了高校“双一流”建设情况汇报，对照该校“双一流”建设方案进行评议。
政府评价将依据“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系统，综合各高校建设周期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建设、国际合作等各方面情况与数据，参考学校自评报告及相关第三方评价，形成对一所高校评价的基本框架。
评价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高校的整体发展水平，二是高校的成长提升情况，三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目前，做得比较热闹的是高校自评，但这并不代表最终的结果性评价。”蔡三发告诉《中国科学报》，“最终的评价并不做排名，但有专家建议增加同类型高校的横向对比分析，或针对每所高校出一个诊断报告，以便各高校在下一轮建设中更好地开展工作。”
在紧锣密鼓的评价过程中，高校纷纷梳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提供各方面证据，证明自己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通过这些数据，“双一流”评估专家认定它们是否进入了“世界一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标。找一所国外大学进行同型比较，看4年前本校与对标院校的差距。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参加了几所高校的“双一流”评估，“从他们提供的国际可比数据来看，在很多方面的确已超越对标高校”。比如，清华大学对标的高校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在一些指标上，清华已经超过了麻省理工。湖南大学在一些关键指标（自然指数、ESI排名等）上，从数据层面也已经超过了对标的几所美国高校。因此，纯粹地从数量指标来看，我国目前至少有二三十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数据门槛，但为什么清华及诸多高校宣布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时，会有如此多人质疑其真实性？
信息不透明是导致公众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指出，“双一流”建设是一项牵涉面广、持续时间长的国家重大项目，但公众至今没有看到一份完整的高校自评报告或同行评审报告。各校发布的评估结论太过笼统，公众对各校的建设过程、是否一流的评判依据不甚了解，成功的建设经验无以分享，对于动态淘汰机制更是无从知晓。“这需要我国建立一种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匹配的严谨、透明的高等教育评估文化。”
要建成什么样的“世界一流”
当然，这更绕不开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官方文件中对“双一流”的表述比较含糊，唯一的界定是在总体目标中提到“世界一流行列”“世界一流前列”。在周光礼看来，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而第二层次是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从文化意义上看，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什么是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呢？周光礼解释说，此类大学的理念、制度已经为其他国家所认同、模仿，并对世界其他大学起到了引领作用。例如，柏林大学在19世纪初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全世界大学都认同、模仿，因此柏林大学也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
世界一流大学本就凤毛麟角，一口气建20多所是否有悖常理？
在周光礼看来，世界一流大学表面上看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国家强、大学强，国家弱、大学弱。一个国家拥有多少所世界一流高校，由一国经济实力决定。近500年来，世界学术中心发生了4次转移。最早的世界学术中心在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商贸发达，集中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后来，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一两百年前世界最好的大学基本都在欧洲。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心变成了美国，如今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学，美国占了半数。目前，全球大学约有72万多所。到了2035年，假设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话，与大国地位相匹配，把世界一流定义为前500强，我国至少会拥有100~150所；定义为前100强，我国至少会拥有20~30所。“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是经济现象。只要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自然就会产生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一流大学与大学自身的努力关系并不大，因为届时我国将有足够的财力吸引世界一流教师与学生。”周光礼说。但在某种程度上，“双一流”建设的使命、动态淘汰的规则，以及国内顶尖大学与公众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意识，也让高校不断“自我加压”。如清华大学的表述，2020年进入世界一流行列，2030年进入世界一流前列，2050年争取进入世界一流的顶尖。逐渐地，“一流”成为高校建设的一种符号，象征着不断前进的过程。“各类高校都可以争取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达不到‘世界’的，可以向‘国家’‘区域’一流靠拢；进入一流行列的，还可以向‘前列’‘顶尖’发起冲击。”蔡三发说。
“双一流”的标准是否破“四唯”
“双一流”建设之初，指标大战、挖“帽子”人才，一度引发的混乱局面让人记忆犹新。随着破“四唯”“破除SCI至上”等政策的出台，“双一流”的标准是延续从前，还是有所革新？有人在网上总结了从前“双一流”建设的遴选标准。一流大学以政策延续性为主，辅以Times、US News、QS和ARWU等几个世界主流高校排行榜的中国高校排名为标准，再适当考虑对特殊地区和行业的照顾。一流学科综合考虑世界学科排名中我国高校在全球的表现，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参评学科数量，国家发展规划决定一流学科入选数量，QS等世界学科排名中的表现，五年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或科技进步奖等情况。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王战军看过很多份“双一流”评价材料，“几乎所有大学都用到了各种排名，尤其是ESI用得多，只有个别大学没有使用”。不久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家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上道出评估中发现的通病——校领导过于看重排名、指标。这些“洋指标”是否合理，在专家看来值得商榷。
受访时侯定凯指出，在国外的一些学科评估中，科研、教学分别是两套指标。“但在国内却有一种倾向——只要科研一流，高校或学科便是一流，但真正论及人才培养通常并没有较好的评估抓手。”“其中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数据的可比性。如果大家引用的数据来源各不相同，都是各取所需寻找数据来支撑各自建设的话，最终即使评出一流，也很难作横向比较。”侯定凯说。
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指出，尤其是以人文社科见长的高校，更是在一些指标设计上偏重于理工学科的评价体系，吃了不少亏。因此，我国高校亟待在教育评价领域确立中国标准。与会专家均认为，下一轮学科评估的标准势必要发生改变，增加内涵方面的指标，而不再过多倚重“洋指标”。“简单来说，所谓内涵就是人才培养——是否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培养人才，所做的科研是否具有世界影响力，是否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国家做贡献。”蔡三发解释道。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立德树人很难加以评价。周光礼透露，未来将通过融合性评价，综合考虑定量、定性指标。具体而言，一所高校要自证“双一流”，首先要陈述在立德树人方面的突出贡献，再用相关量化指标加以证明。专家判断所提的假设与证据是否成立，再进行相应地评分。实际上，人们关心的破“四唯”问题近年来有所突破，突出反映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
蔡三发举例说，论文方面不再将ESI、SCI作为评价指标，不再简单地数数量，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作制度；人才项目不再允许填写“长江学者”“杰青”等，而是申报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负责人。而就“双一流”建设而言，这种改变来自于近两年。去年，教育部开发了“双一流”动态监测系统，今年年初各高校就按照上述标准填写数据，9月底完成了第二次动态监测系统填写。除了数据之外，高校还以文本的形式介绍相关工作。
五年一评估真能建成“双一流”？
每5年一个评估周期，真的可以建成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吗？侯定凯表示，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其发展过程并没有明确的年限。5年更多的是参照政府工作的节奏。然而，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科研人员所作的研究，5年内未必出结果。考虑到这一点，英国的评估有追诉期限，即当一项成果转化为应用研究，会追溯对应的基础研究年限，这个时间可能是10年或20年。
未来能否打破赶工期式的“一刀切”？侯定凯建议，对于没有准备好的高校，可以采取缓一缓再进行的做法。比如，由高校自己提出一个建设年限，在年限结束时再提出申请进行评估。
周光礼指出，五年一评的确对建设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要建成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则需要自由与弱激励，这与指标激励下的短平快格格不入。“从长远来看，我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任务要交给高校自身，让它们在自由探索中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把决策权交给教授。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要遵循最低决策原则，即大学能够做决策的，政府不插手；院长能够做决策的，校长不插手；教授能够做决策的，院长不插手。把决策的层次放到最低，大学毕竟是底部承重的组织。”
实际上，以计划形式进行卓越大学或一流大学建设，并不是中国独有。5年评估周期也并非中国独创。日本、法国、德国都提过类似的精英计划，且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如日本希望在高校国际化上进一步提升，为此提出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超级全球化大学创建支援事业”的目标。“所不同的是，中国采取的是以评促建的模式，国外评’与‘建’的关联度并不大。”侯定凯举例，作为教育评价最典型的国家之一，英国的评估是出于增加政府投入问责机制、让教育消费者更理性择校的需要。“它促使我们反思，开展‘双一流’建设将给谁带来好处？究竟该站在学生立场、教师立场，还是社会角度去完成这项重大工程？此外，还应通过投入和产出的分析，发现当中的进退现象，关注有无不良的趋向。”在此次“双一流”评估中，蔡三发印象最深的是，“双一流”建设既强调中国特色，又注重世界一流。“坚持中国的一些做法，坚持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又要站在世界的角度建设高校、学科。”值得一提的是，在座谈会内外，专家们纷纷把视野放在增值评价上。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说，“地方院校的学生比名校学生录取分数低了100分，但毕业后水平相差无几；地方院校比名校的办学经费少，但地方院校的校长更有开拓性，究竟谁的贡献大？”在服务社会方面，研究型大学未必比地方院校优秀，但过去在指标上往往反映不出来。
马陆亭认为，人才成长中各类高校都有核心内涵，评估要增加增值评价。
侯定凯对此表示赞同，“高校为国家和地方发展做实质性贡献，应该纳入‘双一流’建设的评估指标中，或增加这部分的权重”。这是未来评估需要大力引导的部分。